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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如今的福建”：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中新网福州1月12日电 (记者龙敏)2023年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五年，福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台阶，年均增长6.4%左右、居东部地区第一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连跨四个万元台阶，突破12万元，跃升至全国第四位，是唯一所有设区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福建发展跑出了“加速度”。对此，福建省省长赵龙在正于福州召开的福建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表示，福建今天的发展和成绩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的前途和希望也一定靠改革开放。

　　近五年来，福建改革不停顿，“放管服”、财税金融、国资国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领域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三明医改经验在全国推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标杆。

　　近五年来，福建开放不止步，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1%，66种商品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一；新设外资企业超1万家，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年均增长12%；自贸试验区推出146项全国首创举措，“丝路海运”等标志性工程影响力不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更加紧密，新增国际友城23个。

　　“福建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发展潜力空间得到新拓展。”赵龙表示，如今的福建，发展活力竞相迸发，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面向未来五年，福建官方勾勒了打造“活力福建”的路线图：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开放强省、贸易强省、引资大省；持续深化闽台融合发展，建好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持续深化闽港闽澳合作，引侨资、聚侨力、汇侨智，吸引更多海外侨胞投身家乡建设。

　　福建省人大代表、九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孝发认为，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人员往来将更加密切；福建是制造业大省和外贸大省，要积极鼓励和推动闽企“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抢占商机。

　　外贸是福建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当下，福建更大力度稳定和扩大出口，积极推动工贸结合，加强外贸产业链招商，培育外贸领域名企名牌名品，发展数字贸易，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积极发展市场采购、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协同推进服务业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福品卖全球、全球买闽货”。

　　开放兴，则福建兴。福建也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深入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引进更多重大外资项目。

　　同时，福建将更大力度释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多区叠加”效应，深入实施“丝路海运”等工程和“丝路伙伴”计划，加快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加快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产业对接，推动中印尼、中菲“两国双园”建设方案尽快获批；积极拓展与RCEP国家的近洋航线，提升“中欧班列”规模效益，推进“海丝”“陆丝”无缝对接、联动发展。

　　福建现有闽籍华侨华人1580多万人，居住在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福建省人大代表、中国侨联常委陈玉树建议，以侨为桥，以侨引侨、以侨引外，深入推进福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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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